编者按:这几年《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清平乐》《梦华录》等热播剧,让本来存在感不强的宋朝重新进入了大众视野。宋代,辽、西夏、金等强敌环伺,时有失地赔金的求和之举,但另一方面,两宋的市井生活却十分丰富多彩。灯宵月夕日,火树银花天,香车宝马争驰天街;茶坊酒肆里,新声巧笑不绝;四海珍奇,寰宇殊味,充盈市易。
“长沙十万户,游女似京都。”宋代的长沙(时称潭州)人口超过20万,繁华不输都城汴京、临安,还一度成为抗击元军的战场,展现出不俗的风骨。通过三项考古发现,我们可以感受到大宋长沙范儿的独特之处。
在今天坡子街悦方IDMALL内,保存着一处不起眼的考古发现——南宋木结构涵渠遗址。
南宋木构涵渠遗址展示馆内景。拍摄|洪心怡
2004年,坡子街棚户区改造,工人们挖到地下4米左右时,发现了一处大型的木质结构建筑。它长约30米,东西走向,包括木头搭成的三角形“屋脊”和与之垂直相连的木槽。木槽呈南北向,一端南高北低,一端北高南低,木槽里面有多道闸门,木槽与“屋脊”构成一个“丁”字形。
无独有偶,2010年,在长沙市五一广场东侧南阳街一处建筑工地也发现了一段三角形木结构建筑遗址,长约10.2米,系用3块木板扣合而成。
五一广场与坡子街的涵渠遗址,无论用材、形状还是制作工艺都非常接近,而且距离也仅仅相隔600米左右,因此考古专家推测,它们应该是同一涵渠。
这些涵渠是南宋时期长沙城区的公共供水系统设施,通常由官府修建,粗浅地类比,可以相当于现在的“自来水”设施。坡子街的南宋涵渠遗址距离湘江约450米,使用大型木构件套合而成,结构严密,还有净水功能,再结合西端高出东端0.3米的落差,可以推测水源应是自西向东从湘江引入。
坡子街南宋涵渠遗址位置。图源|长沙市考古研究所
引来的水源先经过三角形木构建筑导流至沟槽内,再通过其他渠道输送至官府办公区和居民生活区。纵横的涵渠就像匍匐于城市的一条条巨龙,为城市发展输送源源不断的“动力”。
汉唐以来,城市大都实行里坊制,将居民限制在井字形的居住区里,将手工作坊、商业店肆集中在固定的市场内。坊门夜晚关闭,关闭后居民不得随意出入。
宋代,城市手工业和商业贸易日益发展,里坊制和夜禁也被逐步取消,形成了按行业成街的开放式街巷制度,邸店、酒楼和娱乐性建筑大量沿街兴建,城市生活在苟安享乐的生活方式影响下,呈现多样化的景象。
唐代长安城复原图。图源|网络
宋代经济重心逐步南移,南宋更是将都城迁往了江南临安,因此湖南长沙在全国的战略地位也得到了提高。
“晴日花争发,丰年酒易酤。长沙十万户,游女似京都。”北宋诗人张祁诗句带给我们关于长沙繁华的无限想象;北宋地理学名著《元丰九域志》曾列举宋代2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六处,潭州(即长沙)就位列其中。宋代的长沙城,可以说是妥妥的“新一线”。
所以可别小瞧了这两处涵渠遗址,这20万人的用水说不定还得靠它们来保障呢。它们是宋代长沙城建的缩影,也是中国城市发展史的历史物证。
宋代“长沙街”:烟火满满的市井生活
长沙已经进入夏季,天气闷热,空调、凉席、风扇、冷饮又到了热销的时候。宋代的长沙人,夏天也会“享受”到长沙的火炉气候,他们怎么解暑纳凉呢?
2011年,考古人员在东牌楼“长沙国金中心”项目发现的大型遗址里,挖掘出了这样一口有点“独特”的古井。这口井上部为长方形,都由小青砖砌成,足足有17层,底部留有直径约0.3米的圆形井口。
东牌楼出土宋代古井。图源|网络
这其实就是宋代长沙老百姓用的“土冰箱”。将一口陶缸放进井的最底部,然后,缸里就可以储存肉、蔬菜、瓜果,地下冰凉的井水也就成了最天然的“保鲜剂”。
东牌楼发现的这项大型遗址跨越了数个朝代,除了这口有些特殊宋代古井之外,还有宋代房屋及道路建筑遗迹、明代藩王府大型建筑夯土台基址、清代房屋建筑基址以及40余口水井、灰坑等遗存,出土了大量的青瓷碗、杯、酱釉碗及铜钱,铜钱有“元祐通宝”“圣宋通宝”“政和通宝”等,时代多为宋代。
东牌楼区域之所以有这么多朝代的历史遗存,是因为这里一直以来就是古长沙城的核心位置,为历代宫署及衙门所在地。
东牌楼在古长沙(地图为清代)的位置示意图。图源:湖南省博物馆馆刊。
这次挖掘出的宋代遗址包括路面、排水沟和两侧房屋遗址等,路面考古堆积分为10层,在5个不同时期修筑,每次修筑,大多是在原有基础上铺设青砖。这段路面宽5米,当时发掘了70米,推测是宋代城中的一条街道。路两侧的排水沟,也是青砖或麻石修筑,东侧沟宽130厘米,西侧宽35厘米。
考古还原的房屋,地面铺设小青砖,房屋里有排水管道连接街道上的排水沟,差不多相当于今天的“下水道”。当然,那时没有水泥或混凝土,这些排水管是用陶或筒瓦制成的。这些房屋面积一般都很小,遗址中发现了大量宋代钱币,考古专家推测是当时的沿街店铺。
这里是个寸土寸金的地方,可能租金不低,所以一般铺面不大。这点在描绘东京开封街景的宋代名画《清明上河图》里也可以看到,和今天跟我们在各种商场或mall里看到的店铺模式也有点类似,可见古今开门做生意的道理是多少有点相似的。
2019年,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体育馆路与芙蓉中路交汇处的东南角,又发现了一处宋代居民遗址。这片区域在宋代属于长沙城范围之外,它的西侧靠芙蓉路一线位置为宋代长沙城东北角护城河位置。
体育路考古工地发掘区全景。图源|网络
遗址内发现的一条灰沟尤为引人注意。灰沟长30余米,沟底有成排柱洞,个别残存有粗细不一的木桩,考古人员推测这是河上的便桥。今天这里也叫“便河边社区”,可能就是曾经存在一条便河的证明。灰沟内堆积了很多罐、碗、碟、执壶、陶珠和印有不同年代的铜钱等,这些都是当时民众经济交往的体现。灰沟的底部还浸积有较厚的铁锈状堆积层,推测那时河边,可能有一些冶铁作坊,甚至还有“造币厂”。
此外,遗址内还发现了一条道路,位于遗址东南角,呈东西方向分布,形制较规整,两侧带有并列砖砌排水沟渠。这条道路向西通往长沙古城护城河方向,是连通北宋长沙古城内外的一条重要通道。
打铁的,造钱的,做生意的店铺,居住的人家,人来人往的便桥,车马扬尘的道路,这一切,生动勾画出一个宋代长沙“城郊结合部”,繁华、热闹,人间烟火气满满。
南宋古城墙:长沙风骨的见证
如果说,涵渠和街道遗址体现的是宋代长沙的烟火平常,那么一段珍贵的南宋古城墙见证则是国家存亡之际,长沙城表现出的悲壮风骨。
2011年,万达广场的工地,一段长约120米的古城墙被意外发掘出来。它的去留,一时成为全长沙的焦点。经过诸多波折和讨论,长沙市政府最终决定拆除大部分异地搬迁,剩下的20米则被保留在广场地下三层的停车场。
长沙古城墙挖掘现场。拍摄|刘叔华
这段珍贵的城墙内侧是南宋的夯土城墙,外侧加包青砖,朝代一直延续到明清,可以说是宋代以来长沙筑城史的一段缩影。
宋代墙体正面图。图源|长沙市考古研究所
战国时期,长沙可能就有了城邑;西汉,长沙国在此建都,都城面积约1.5平方公里;在以后的几百年时间里,长沙城的范围时有扩展,直到宋代定型,即北起今湘春路,南到今城南路,东至今芙蓉路,西到湘江。
除了在城北扩展外,宋代的长沙城在城东也稍微东扩,把龙伏山纳了进来,浏阳门城门移至现在的浏城桥。龙伏山今天已经没有了山形,只能算是一块高地,在当时,它使长沙城东在防卫方面占尽了地利,从此城东再无改动。
南宋定都临安(今杭州),十分重视湖北在控扼长江上的重要地位,而湖南(当时为荆湖南路)则成为保障湖北的战略基地。南宋初,长沙即为沿江六大帅府之一,有“岭南一都会,西南更上游”的称谓。湖南各地把物资先集中于长沙发运,沿湘江北上,至岳阳,入洞庭湖,联结两浙、四川。
长沙对南宋军事的重要性还体现在飞虎军的创建和发展上。淳熙七年,我们熟知的豪放派词人辛弃疾主管潭州,向朝廷提议创置飞虎军。淳熙七年冬,飞虎军刚成立不久,辛弃疾被调离湖南,由继任的李椿继续组织、管理。飞虎军在宋孝宗后,由地方武力逐渐转变为国家武力,戍守的地区包括湖南、广西、湖北、江西,几乎是南宋一半的地区。
长沙营盘路辛弃疾雕塑。图源|网络
或许正因为长沙重要的军事地位,也让这座城市在南宋末期经历了一段可歌可泣的悲壮历史。
1273年,蒙古大军大举南下,一路势如破竹,攻下华中重镇襄阳、樊城,致使南宋门户洞开。元军顺汉水长驱东下,强渡长江,次年鄂州投降。元右丞相阿里海牙率数万元军直逼湖南。
德佑元年(1275年),元军攻打长沙城,知州李芾与参谋、岳麓书院老师尹谷带领三千军民苦守三月,由于孤立无援,宋军几乎弹尽粮绝。没有箭了,就将废旧箭镞磨光,收集民间羽扇作为箭羽;没有粮食了,就捕雀捉鼠充饥。
除夕,元军登上城门,长沙城破。尹谷积薪闭户,全家人坐在一起举火自焚。李芾闻讯赶到,感叹不已,以酒祭奠,叹道:“务实真男子也,先我就义矣!”
当晚,他亲自书写“尽忠”作为号令,在熊湘阁召来心腹将领沈忠,说:“吾力竭,理当死,吾家人亦不可辱于俘,汝尽杀之,而后杀我”。沈忠伏地磕头:‘我不能这样做。”但“芾固命之”,沈忠含泪应允,随取酒让李芾家属喝醉,“乃刃之”,“芾亦引颈受刃”。沈忠放火焚烧了熊湘阁,再回家杀了自己的妻子,然后纵身火海。
消息传出后,城中百姓深受感动,杀身殉国者甚众,誓死不为元军俘虏。城破后,岳麓书院师生大多殉国,而长沙百姓“多举家自尽,城无虚井,缆林木者,累累相比”。
时隔千年,南宋末年的悲壮历史已经随风远去,只有今天看到的这段古城墙,或许曾经见证过当年的磊磊风骨。经研究发现,这段古城墙的南宋部分有不少修补的痕迹,考古人员推测,这可能就是在抵抗元军的过程中,反复修复城池的结果。一段古城墙,多少历史云烟在这里印刻。
参考资料:
1、黄朴华主编,长沙古城址考古发现与研究,岳麓书社,2016年12月;
2、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长沙坡子街南宋木构涵渠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13年第6期;
3、黄纲正、周英、周翰陶著,湘城沧桑之变,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年;
4、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2011年长沙东牌楼工地考古发掘情况简报,《湖南省博物馆馆刊》2011年第8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