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坡子街“福禄宫”读小学的日子
专栏：长沙记忆
发布日期：2019-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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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城市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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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方便妈妈上班，1956年春节前，我们举家从六堆子搬到坡子街70号，我也因此由北正街小学转学到圣功小学读一年二期。老城区没有黄泥，得去城外挖。除了生产人造水泥外，学校还有生产“人造煤球”的任务。
文/汤武
为方便妈妈上班，1956年春节前，我们举家从六堆子搬到坡子街70号，我也因此由北正街小学转学到圣功小学读一年二期。圣功小学位于坡子街西段，正面对江南机器厂驻长办事处（今伍厚德堂）。学校所在地曾是福禄宫，是文夕大火长沙城中唯一没被烧掉的大型古建筑，因为四周有几层楼高的封火墙，大火再猛烈，也无法翻过这高高的封火墙。史料记载：福禄宫的前身是长沙钱业的同业组织“财神会”。凡挂钱庄招牌者，须向财神会捐牌费银50两；每日钱价由财神会会议公布。清光绪十年（1884年），财神会改在坡子街护国寺内财神殿集议行情。光绪二十年（1894年），同业筹募资金，在坡子街兴建财神庙。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正式改为福禄宫。福禄宫供奉着赵公元帅神像和招财童子神像。钱业条规订章“财神寿诞三月十五日，演戏三部，酒席三日，归福禄宫首事办理。”届时福禄宫要举行隆重的拜寿礼，每家钱庄都会派人前来祝寿，并将一件称为“赵爷袍”的有前襟而无后襟的绒衣送至宫内，焚予赵爷换袍，人山人海，热闹非常。每当除夕之夜，不论穷人还是富人都要来这里拜财神，福禄宫财神殿香火旺盛。我进学校的那一阵子，校名还叫圣功小学，属私立学校。校长名叫粟健文，微胖，是位和蔼可亲的中年女性，教导主任姓熊，也是女性，高个子，有点瘦，表情有点严肃。后来，学校“公私合营”了，布料做成的符号也由“圣功小学”改成了“坡子街完小”。之后又换了校长，新校长叫郭道馥，系晚清名吏郭嵩焘的侄孙女。每天上学，路过三王街口、衣铺街口，再顺着坡往下走几十步，右拐进入一条不起眼的巷子，便到了学校。小巷约三米多宽，三十多米长，地面铺着长条麻石。进入校门，穿过传达室前的小厅堂，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大操场。操场两旁各有一条高高的内走廊，走廊里有梭板、翘翘板、滚筒、横梯等体育和游乐设施。操场的正前方是一座规模宏大的庙宇式建筑：歇山式屋顶，琉璃瓦、塔型宝顶、彩色木斗拱、两侧高高的封火墙、八扇高大的雕花红色殿堂木门，东西两侧各有一拱形大门。殿堂由八根边长约40公分、6米多高的花岗石方柱支撑，地面铺有一尺见方的黑色地砖，殿堂高大，气势恢宏。殿堂东西两侧，各有一间厢房，作教室用，南、北两头都有天井。穿越殿堂后的一个过厅，来到两层楼的四合院。院子中央建有一个硕大的水池，据说以前是放生用的。通过池子正中三米宽的混凝土桥，可直通教师办公室。越过四合院的西头的一张门，来到风格不同的另一个小天地。天井的西头是一栋平房，至少有40多平米，用来作音乐教室，每天都有悦耳的童声在这里回荡。再往北去，是厕所，还有一间教室和老师用餐的食堂。后院有一扇门，门外一条曲折狭窄的小巷可通往朝阳巷。我们总觉得学校原来是座庙，又找不出证据。在好奇心的促使下，我到处寻找。一天，趁楼上的老师办公室无人，我和几个同学爬进南墙上的窗洞，进入礼堂的天花板与屋顶的夹层之中。里面黑洞洞的，通过微弱的反光，看到里面横七竖八地躺着几尊彩色木头菩萨雕像，吓得我们魂飞魄散。1956年的冬天，异常寒冷，家里的水缸都结了冰，早晨漱口舀水，必须用竹端子（竹子做成的舀水工具）敲破面上的冰。小时候，我易生冻疮，手、脚、耳常常肿得像包子，痒痒的、火辣辣的。去学校前，妈妈悄悄地为我准备一只小竹“篮子”，里面陶制缽中放着一颗燃烧的炭丸子。军人出身的父亲知道，总责怪母亲宠坏了孩子。二年级的教室位于福禄宫大殿东侧，南、北两头都有天井，东西边是墙，南北向是花格子大门，北风穿堂而过，我缩成一团，两只小手死死地盖住那个里面燃烧着炭丸的竹篮子。读三年级的时候，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运动悄悄进入了我在读的学校。那时我年纪小，什么也不懂，只相信报纸上登的，老师讲的，更不知道划“右派”还是有指标的。一夜之间，一位短发的女陈老师突然成了“右派”。从此，她再不能给学生上课了，成了学校的清洁工，烧开水，打扫卫生。一些不谙世事的孩子，跟在她后面，高喊道：“右派，右派，像个妖怪！”面对肆无忌惮的污辱，陈老师一声不吭，只管低头做自己的事。我仔细打量，总觉得这位平时和蔼可亲的老师怎么也不像个坏人，甚至还觉得她可怜巴巴的。没过多久，报童扬起套红的单页报纸满街地高喊：“号外、号外，亩产三万多斤！”我不晓得一亩有多大，三万斤粮食有多少，只觉得这是个了不起的消息。父亲出身于农家，他默默地说了一句，这么多粮食堆在田里会有尺把高。我猜出了里面的意思，但不敢乱讲，晓得这话要传出去的，会给全家惹出大麻烦。继农村成立人民公社后，城市也相继成立了人民公社，当时的坡子街这一片属先锋人民公社。坡子街也办了一个街道食堂，就在我家的斜对面。一天三餐，自己带碗筷，去食堂窗口打饭打菜，坐在大方桌旁吃饭，很有新鲜感，仿佛我们就要进入“共产主义”了。好景不长，没过多久，也不知什么原因，食堂停办了。“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人民地位高……”，街头的高音喇叭常播放振奋人心的歌曲，听到这歌声，顿时热血沸腾。大跃进时代到来，城市居民争先恐后，都想为年内完成“1070万吨”钢作贡献。坡子街街头建立了好几座小高炉，学校的操坪上也不例外，小学生也要为“钢元帅上马”贡献一份力量。怎么炼钢，孩子们一无所知，只晓得完成老师交给的任务，回家翻箱倒柜，把家里的“破铜烂铁”交给老师。坡子街街头的高炉日夜不停地燃烧，用鼓风机往炉膛里面送气，满街充满焦煤烟味，街头成了炼钢车间。不时有人敲锣打鼓，托着一砣黑家伙，手擎大红喜报，给领导报喜。坡子巷口有家铁铺，师傅将一块烧得发白的铁从炉膛里取出来，两位师傅大锤小锤不轮番地锤，直到那块铁的颜色变黯，再送入炉膛里烧。反复如此，也不知要重复多少次，据说这也可炼钢，百炼成钢也许就是这个理。除了炼钢，学校还生产“人造水泥”。操场东边走廊里的梭板被拆除，用砖砌了两个腰很粗、个子很高的高炉，两只大烟囱穿过走廊的瓦，直指天空。怎样做人造水泥，我至今都不知道，只晓得按老师的要求，把黄泥做成比姆指粗的长条，晾干，放进高炉里煅烧。烧出来的泥条变得很坚硬，再用铁锤将它们锤成细末。现在回想，其实那就是砖碴。这些粉末再与什么东西混合，人造水泥就算合成了。老城区没有黄泥，得去城外挖。学生们带上家里挑水用的木桶，跟着长长的队伍去取土。“长龙”出了坡子街，穿过解放路、柑子园、古家巷、平地一声雷，跨过浏城桥，沿识字岭到达子弹库。那时，出了浏城桥就算是“乡里”，周边大多都是菜土农田，子弹库的位置大约位于现在的地质中学附近，据说是以前存放子弹的地方。那里荒无人烟，只有挖不尽的黄泥，还有被废弃的坟墓，时而挖出骷髅和白骨，胆子大的男同学把骷髅当球踢，吓得胆小的同学和女生尖叫声声。一大群十来岁的孩子，挑着半桶黄泥，晃晃悠悠，穿过大街小巷，也不知歇了多少回，才到回到学校。黄泥浇上水，赤着脚在泥上踩，一直把黄泥和“熟”。再用手汤圆大的砣砣，再搓成圆条状，将黄泥条放在太阳下晒干。1982年，坡子街更换自来水主管，地下挖出了不少的煅烧过的黄泥条，围观的人都很诧异，不知这是什么东西，只有我认出了当年小学生们的“杰作”。除了生产人造水泥外，学校还有生产“人造煤球”的任务。所谓人造煤球，就是将白煤中拌入糠壳、食盐、黄泥，用水和熟，然后搓成煤球，晾干。据说这种煤球烧起来有蓝的火苗，火力很强。初中学了化学后才知道，氯化钠在燃烧时会发出蓝色火焰（焰色反应），感觉火比较旺，实际上并未增加火力。 生产人造煤球的糠壳来自米厂，学生们又去西湖桥的米厂挑谷壳。有一次，我闯了个不小的祸：看到硕大的谷壳仓库，同学们都兴奋不已，在谷壳上打架、戏耍。看到厚厚的谷壳，我得意忘形，将一只新木桶像投篮球一样，往前面的谷壳堆扔去，没料到“嘭”的一声，木桶摔破了一个大口子。原来，在木桶落下的地方，只有很薄的一层谷壳，木桶等于直接摔到了地上。就是编造一万个理由，我也无法说清木桶是怎样摔破的，只有等着回家挨骂。为支持农业大跃进，老师还组织学生们生产人造化肥。这种“生产”现在看来，简直是多此一举：将干黄泥粉和灰状的磷肥拌和均匀，放入成粒机。土法制的成粒机就是在木脚盆的底部固定一根与之垂直的轴，将脚盆“斜”装在支架上，手摇转轴，脚盆始终会与地面成45度角转动，盆中的“料”就不会溢出。用浇花的喷壶不断地向脚盆中喷水，泥土与磷肥的混合物在旋转中就会形成小颗粒，晾干后，这些小果粒就成了我们生产的“人造化肥”。大跃进刚刚结束，却迎来了“三年自然灾害”。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尽管粮折上的粮食指标没变，突然感到肚子特别容易饿；我家姊妹仨都患了肺结核病；父亲的腿也肿了，一按一个洞，好久都不能复平。家里将所有能卖的东西都送到寄卖店去，换成现金买回“高价菜”给我们补充“营养”。政府也在想办法，号召老百姓“大种大养”。城里没有种粮食、种菜的土地，也不知谁想出了生产“小球藻”、“人造肉”的招。瓶瓶罐罐都装上水，再掺入一点东西，过几天就会生长出绿色的藻类物质。把这些东西渗入面粉做馒头，据说可以增加营养。学校四合院中的放生池也没闲着，灌满水后，放入了一些买来的鱼。校园里养鱼是件新鲜事，城里伢子兴奋不已。下课后，学生都围着鱼池，投烂菜叶喂鱼，寻找乐趣。1961年7月，我高小毕业，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就读了五年半的母校，去21中学读寄宿。从此，很少回母校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坡子街小学撤销，老师和学生分流到铜铺街小学或其他学校去了，原址改为西区少年之家。70年代的长沙城（图片翻拍自1979年出版的《湖南》画册）
1984年传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福禄宫被拆除！！！西区少年之家竟以“危房”为借口，将福禄宫一举摧毁，在旧址上修建宿舍。后来宿舍又被拆除。2006年，青和上座大厦在福禄宫的旧址上拔地而起。福禄宫遗址上建成的青和上座大厦 汤武摄于2019年从此，我们再也见不到那熟悉、雄伟的建筑，再也不能从中重温儿时的乐趣。长沙也永远失去了一处历史文物。福禄宫的拆除带了一个坏头，给1995年中山纪念堂的拆除埋下了伏笔。这阵歪风一直漫延到去年，在制止“大拆大建”的权威发声后，总算是刹住了车。*本文由城市记忆CityMemory独家发布，作者 | 汤武，编辑 | 明明，未注明出处图片均源于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