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谈及长沙明代的考古发现,最重要的要数2011年在东牌楼区域发现的明代藩王府建筑基址。
明朝初年,潭王朱梓、谷王朱穗、襄王朱瞻墡、吉王朱见浚先后就藩长沙,长沙城内出现了藩王府。潭王、谷王、襄王就藩的时间较短,唯有吉王一脉沿袭七代直到明末。
1477年,吉王朱见浚就藩长沙后,仿照“紫禁城”,花了四年时间打造了规模宏大的吉王府。王府占据了长沙城“十之七八”的面积,有城门4座,俨然是一座“城中之城”。至今长沙城内不少街巷名,如东牌楼、西牌楼、藩正街、藩后街等,都是沿袭原来藩王府的旧称。(关于明代藩王府基址考古发现的更多信息,可查看“城市记忆”之前发布的《一座藩王府,半个长沙城》一文。)
当然,长沙的明朝考古发现并不仅限藩王府,还有明城墙、明王陵等等,种种历史遗迹透露出的政治、文化、经济背景,为我们勾勒了一个远去王朝的轮廓。
明代初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一场大修城墙(包括长城)的城建活动。修建城墙的材料,不同于以往朝代常用的夯土加部分砖石,而是大规模采用青砖条石,以至于今天华夏大地上遗留的城墙,大部分都是明代的遗存。
之所以开展这项工程的原因有两项。一是蒙古人依仗铁骑建立元朝,而城墙对铁骑进攻有碍,在定鼎中原后,元朝并不热衷修筑各地的城墙,反而进行拆毁;二是元末明初之际,新出现了用于战争的火炮,对城池的防御保卫有了更高的要求。
长沙城也不例外。明代初年,长沙城经过了一次大规模的修葺,城墙外侧改造为砖石结构,城基全部为大型条石,石基以上用大青砖砌成,上下完固,城外护城河也进行了拓宽。同时将长沙城东线移至浏城桥——凤凰台——天心阁一线,将此线的高亢地势纳入城内,以增强居高临下的军事攻防能力。
长沙城各时期城址范围示意图。拍摄|徐媛媛
近年来,在长沙境内也多次发现明清城墙的遗址:
1999年,在八一桥北小吴门金帆大厦工地发现明清时期长沙东城墙基础;
2012年,在中山西路和潮宗街之间的万达工地发现五代、宋元、明清时期长沙古城城址;
2013年,在坡子街华远华中心工地发现五代、宋、明清时期城址……
坡子街华远华中心工地发掘出的明城墙。供图|牧野
这些城墙遗址的发现,有的是轰动一时的热议新闻,有的默默无闻,少有人知。无论关注度如何,它们都是明王朝在长沙城留下的印记。
“解密”跳马明王陵
长沙市往南几十公里,是长沙县跳马镇附近一连串的山峰,关于大明长沙王陵的诸多密码,就深埋此间地下。
宋代吸取唐朝藩镇割据的教训,所封的藩王只是个名头,并不需要实际就藩。而朱元璋认为,这种做法使皇室孤立,大难来临时,没有藩王的支撑。于是,朱元璋在建立明朝后,恢复了汉代后就几乎绝迹的实土藩封,不过明代藩王已经没有了西汉诸侯王的行政管辖权。
明代“长沙王”只是一个笼统的称呼。前文提到,在长沙的藩王有四个世系:潭王、谷王、襄王和吉王。其它三王都是昙花一现,只有吉王传续最久。直到明末,张献忠攻入湖南,放火烧了吉王府,最后一代吉王就此退出历史舞台。跳马的明王陵,实际就是吉王世系的王陵。
明代藩王年表。供图|牧野
关于明长沙王陵的位置,《长沙府志》记载得非常详细:“吉简王墓,在关山。吉悼王墓,在关山。吉定王墓,在镇南山。吉端王墓,在大智山。吉庄王墓,在关山。吉宣王墓,在凤凰山。吉宪王墓,在钟祥山。”
但是,这些山现在仅存名字,如今没人知道具体在哪里。跳马一带是一片丘陵夹杂着盆地的特殊地形,平均海拔约200米的山脉延绵不断,连当地人面对这些古老的山名也只能说“就是这一带”。
跳马一带的山脉。供图|牧野
让“就是这一带”确凿无疑的,是陆续不停的“偶然发现”。五、六十年代,是中国农村修水库的一个高潮时期。跳马一带的农民在修水库时,挖出了两块石碑,其中一块刻着龙纹和云纹,还有篆书“大明吉简王墓志”。这两块石碑,一个是墓志铭的志盖,另一块则是志石,用小字介绍墓主的生平功绩,可惜的是,上面大部分文字已经漫灭不清。
吉简王墓志。供图|牧野
但这件极为重要的文物并没有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它被一个村民用来砌墙了。不仅如此,王陵的许多石门、青砖也被用作建水库的材料。此外,还有一些石碑放在乡镇卫生院,当桌子的,修氨水池的,一切“物尽其用”。
直到新世纪初,这里的村民仍能在建房子、修路基时挖出“可用”的材料。有一年,村里修公路挖出了一座有拱形青石砖的墓葬,墓里有一块方形圹志,刻着“大明吉世妃饶氏圹志”,证明这是吉王妃的陵墓。除了历代吉王外,王室成员如王妃、王子以及近臣等也会葬在明王陵里。家住附近的彭娭毑和丈夫钻进墓里,拖出了两块青石板和一些青石砖——青石板做了水井盖和沟渠盖,青石砖则成为厨房的门洞。
仅仅彭娭毑家,就出土了不止一座这样的王室陵墓。有一年,彭娭毑的丈夫想把父亲的墓修整一番,没想到,动土后发现,地下不仅埋着自家的祖宗,还有大明朝长沙王室的“祖宗”。许多青砖和一块方形石碑被带了出来,这也是一块墓志,上面刻着:明吉王太子墓。
频繁的文物出土,让文物部门最终下决心搞清楚明长沙王陵的分布。2008年5月,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期间,长沙市文物部门在这里马不停蹄地忙了几个月,判断在彭娭毑家附近,至少葬着三名明长沙王室成员:一位王、一位王妃,还有一位3岁早夭的王太子。
这些墓葬多为券顶结构,青石砖块构成,前方竖立石龟驮负的墓碑(霸下),两侧排列石人石马。陵园四周有界墙,同一代的王、后、妃及近臣、近亲在同一陵园内。王陵区范围内还发现有土筑城墙和夯筑基址,可能这里曾驻有军队,守护王陵。
“三教合流”与人殉制度
在吉王之前的潭王、谷王、襄王,或因非正常死亡,或因改封异地,没有埋葬于长沙。但是他们中也有人就藩长沙时早早为身后事进行了安排,只是后来没有用上。
2005年4月,在湖南某职业学院望城县蚂蚁山新校区的工地上,挖出了一座大型古墓。这里位于湘江西岸支流靳江河北侧,东部和南部为湘江和靳江冲积形成的一块高地,墓穴就在蚂蚁山的正中间。
张妙寿墓全景。图源|网络
墓室用青砖层层垒砌,墓室两侧有竖墙,共有13层。竖墙的材料是松香砖——用碎石英颗粒、沙子、松香等组合在一起制造而成的砖,这种砖打磨得非常光滑,将前、后两个墓室包裹在其中,非常坚固、光滑,可以防水、防潮、防腐,还可以防盗墓。但在下葬百年后,这座墓就被盗走了最值钱的宝物,只剩下诸如佛经、剪刀、梳子、木簪、玛瑙、银币等不起眼的物品。
这样的规格,应该是一座藩王级别的墓葬。但墓主却不是藩王,也不是王妃或其他宗室,而是谷王的乳母张妙寿。保存下来的墓志铭记载了墓主的生平:张妙寿,洪武十二年(1379)入皇宫,卒于永乐十一年(1413),享年70岁。自入宫至离世,一直伴随谷王,谷王封长沙,她也随之而来,并在长沙逝世。
专家推测,这座墓本来应该是谷王给自己修建的,谷王与乳母感情很深,把她视作亲生母亲,于是破格乃至僭越把她葬在王室陵墓中。但谷王本人后来却因为谋反被贬为庶人,再也没资格以王礼入葬。
张妙寿的墓中,出土了大量宗教相关的文物。首先是一座覆钵式喇嘛塔,高1.56米。喇嘛塔一般为寺院地表建筑,放在墓里却是极为罕见,这可能是墓主张老太太自身执拗的愿望吧。墓里还有一套金刚杵、金铃等藏传佛教法器。在墓道底部有一面铜镜,也就是俗称的“照妖镜”,古人认为铜镜能发光,具有镇鬼降妖的功能。
喇嘛塔内藏有15册经书,涉及《太上洞玄灵宝高上玉皇本行集经》《太上玉清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大佛顶首楞严经》等,书名及内容都用金粉抄写,字体为正楷,应属宫廷遗物,价值极高。
从这些经书和文物可以看出一个现象:张妙寿既信佛,又信道。这种信仰不专一的情况,其实源自明太祖朱元璋。朱元璋早年当和尚,接受的是佛家思想;后来加入红巾军,接触的是道教思想;当了皇帝后,又认为治国还得靠儒家(教)。于是,他专门颁发了一部《三教论》,想融合三教,借佛道思想来辅助儒教,共同维护统治。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种“啥都信”的思想看来影响颇为深远。
《一团和气图》,明成化帝朱见深创作的工笔人物画,意在阐释华夏自古儒释道和平共处的和谐观。图源|网络
埋葬在这座墓里的除了张妙寿,还有另外两具女性尸骨。经鉴定,这两位女子年龄都很小,约20岁左右,而且都是中毒而死。综合这些因素,专家推测,这两名可怜的女孩子,是为张妙寿殉葬的。这直指明代恢复的一项残忍制度——人殉。
人殉这种源自奴隶社会的制度,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受人诟病了,秦朝之后,基本以木偶代替了人殉。然而朱元璋即位后,重新恢复了这项残酷的制度。太子朱标死后,朱元璋下令让太子的一些嫔妃殉葬;朱元璋死后,也有大量妃嫔宫女殉葬。而张妙寿作为一个乳母,居然也执行了皇室成员才有的殉葬礼节,可以想见,人殉制度造成多少无辜女子被迫失去生命。
参考资料:
1、吴雯芳,《沉睡的明王陵》,潇湘晨报,2016年9月3日;
2、黄朴华,《湖南望城蚂蚁山明墓的特殊现象及相关问题研究》,《文物》2007年合刊;
3、徐海瑞,《蚂蚁山古墓墓主疑为谷王乳母》,潇湘晨报,2005年9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