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曾经留意过，在那些街头巷尾和各大高校的打印店里总能听到一种特别的乡音，那是湖南省娄底市新化县的方言。

新化复印打印大军，早已入驻全国各个城市，形成了五步一岗、十步一哨的城市风景。民间有一种说法是，不管你在哪个城市只要走进街边的复印店，都有85%的概率碰见一群新化人——中国的“犹太人”。

新化县位于湖南中部偏西，资江中游，雪峰山北段的东南麓（古称梅山），是“中华蚩尤故里”，早在5000多年前，蚩尤及其部族就在此繁衍生息。险峻闭塞的地理环境，山脉纵横，孕育出了蚩尤文化。也培育了特别能吃苦、抗打、能拼命的新化人，据说湖南人的“霸蛮”精神，就起源于此。

这种山脉纵横的地理环境，也意味着新化人生存条件的恶劣，人均耕地面积只有0.5亩。地少缺粮让新化人吃饱饭成了大问题，种地养不活一家人，新化人就“以技补农”，想办法搞手工艺。这是新化打印大军形成的缘由之一。

这其中的故事要从要从20世纪60年代说起，新化县易代育、易代兴兄弟两兄弟因为“家庭成分不好”，跑出去跟着一个张姓师傅出去找生路，在印刷行业干起了修钢板的活。

后来，两兄弟误打误撞修好了别人单位的打字机，拿到了45块钱的报酬。45块钱在1960年可是巨款，没准全家种地一年都赚不到这么多。以购买力而论，他这次修打字机挣的钱大约相当于现在的2000元。

而那个年代，印刷是管制行业，属于“高科技”，需要技术人员才行。两兄弟在其中发现了巨大的商机，从此干上了修理打字机的高新技术活，成为了专业技术人员，并在多次修理实践中钻研出了自己的一套技术。维修生意蒸蒸日上，因业务拓展的需要，他们还收了好几个徒弟，其中有一个叫袁锡楚。

1970年，袁锡楚又收了一个徒弟邹联经。此人出现，开启新化人复印行业大展拳脚的新时代，最终把这个不起眼的行当成了产业，成了后来新化复印产业的元老。

1964年，17岁的邹联经在杭州修钢笔，遇一位林姓大姐，其丈夫是上海打字机厂的工程师，邹联经由此学会了维修打字机。当时修打字机的人很少，一个月勤快点能赚到两千元。而老家的农民从早干到晚，大约是1毛8分钱。半年后，他给家里寄来了四千块钱，盖了一座两层楼房。这在当时的村炸开了锅。“很多人说他在外面抢，甚至是当汉奸。”房子修好后，邹联经回来了。他背着一个黄色帆布包，包里装着维修的工具，上身一件白色的确良衬衣，衬衣口袋里塞着一沓崭新的十元钞票。他打开帆布包，说他靠给人修打字机赚钱，没人相信。

邹联经离开村庄，从此开始了修打字机的游走生涯，足迹遍布江西、湖北、河南、新疆等地，服务对象多是当地的政府机关、企事业及军工单位，因为只有这些地方有打字机。为了获得他们的信任和尊重，邹联经给自己冒充了一个“安化红卫机械修配厂工人”的身份。有了这个“正规身份”，他住进了政府招待所。每天早上，招待所门口的小车排起长队，等他去维修打字机。

尽管如此，邹联经也曾遭遇“狼狈”。他经常正在修着打字机就被人抓走了——洋溪当地有人告他“不务正业”、“走资本主义”，稍有风吹草动就会追究到他头上。

1977年之后，邹联经先后到上海打字机厂、上海速印机厂以及上海誊影机厂做学徒工，掌握了一些技术，先后带了打字机等设备回到新化县的洋溪镇，教了很多维修的学徒，这些掌握了维修技术的人员，从小镇出发，走向全国各地，有的成为了师傅，带出来很多徒弟，以乘数的效应促进了维修技术的扩散。

1979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全国各地，新化县研究决定在洋溪镇成立新化县洋溪打字机维修厂，由邹联经出任业务厂长，次年改为新化县打字机维修厂。这下可好了，修打字机的那帮人能名正言顺的盖戳了。

邹联经这个厂的岗位职能很朴素，主要负责介绍信、发票等合法身份认定以及技术人员的培训和考核等。从1979年开始，邹联经、易代兴等人终于有了合法性身份，新化县的打字机维修也走上了正规化发展的道路。

到1983年，吸纳了200多人从事这个行业，四年后发展到了2000多人，1990年发展到了5000多人，新化人形成了一个遍布全国的流动维修打字机大军，以“流动维修打字机”的序曲开启了新化复印产业发展史上的前奏。这个序曲一直到PC电脑出现把机械打字机淘汰时才结束。

1974年7月30日，河北邯郸的汉光机械厂造出来了第一台静电复印机，中国进入了复印机的时代。

新化第一批流动维修复印机的有龙三沅、杨桂松和曾旗东等人。1986年，新化的年轻人龙三沅在贵阳复印机展览会上溜达，遇到了汉光复印机厂的工程师王利华，当时此厂在经营日本的优美复印机。和易氏兄弟一样，龙三沅也喜欢钻研，遇到了中国第一台复印机的工程师，哪能放过这个大好机会。

于是，龙三沅便决定跟王利华学习维修复印机。人家在前面卖复印机，你在后面维修复印机，相互需要，相互促进，天作地和。学会了复印机技术后，龙三沅吃准这个新的市场，于是就退出了他在云南下关的打字机维修经营，开启了流动维修复印机征程。

80年代，只有厅一级单位才有复印机，所以要去省会城市才有业务。龙三沅从云南到了西藏，住在西藏自治区工业厅招待所，作为第一代在西藏修复印机的，生意自然好。据说，每天早上都有几个小车在门口等着他去修机器。后来，他也开始收徒弟。

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为了更多人学习技术的原始驱动力。此后，杨桂松在汕头大学开始了复印机维修，曾旗东在广州也和复印机相遇，他们先后都掌握了“核心技术”复印机维修。

掌握了技术，先行者把新技术引入同乡里自己人，队伍逐渐壮大了。而流动维修，业务不稳定。游牧式奔波，不如有一块自留地耕种来得踏实。

1985年邹联经在上海誊影机厂学习维修誊影机技术之后，又到北京学习维修四通打字机技术，次年他回到湖北襄樊“定点维修”。他的徒弟们也开始稳定下来。1986年6月，邹联经从长沙五一文化用品公司买了一台佳能270复印机，自己开店开复印店，揭开了新化复印店的历史。

而这时，在西藏流动维修复印机的龙三沅也在拉萨布达拉宫下开了一家复印机打字机维修部。1988年，龙三沅从西藏教委借了一台旧复印机开展复印打字业务。龙三沅后来回忆说：“那个时候西藏有卖复印机的，跟我们关系很好。他们一个机器摔坏了，后来放了几个月之后，修不好。我说，你卖给我算了，那时我也没有把握啊，他好像还要了12万元，我就买回来了。哎呀，修那个复印机记忆犹新啊，把它全部拆散，一块一块校正，一块一块搞，完了把那东西还搞好了。我用了2年，后来还卖了1万多块钱。”

接着，二手复印机的商业机遇也被他们发现了，被大规模扩散到各地。再加上国外淘汰后的二手复印机大量涌入，大大降低了新化人开复印店的成本。于是，新化人的复印店在全国遍地开花，形成遍布全国的复印店网络。后来被称之为“新化现象”。

积累资金之后，一些新化人把复印店升级到图文店。新化人第一批开图文店的有杨文辉等人。1993年，杨文辉在广州开了一家复印店，在发展壮大后，2002年升级为图文店，店设备包括复印机、喷绘机、晒图机、彩色打印机等。

1992年，邹联敏发现了台湾二手复印机货源，成了行业金矿。当时，据说是一些台湾人在广州把废五金从美国、日本等进口到大陆，然后拆解归类销售给内地人。不过，在他们眼中的配件，并没有什么价值。但在新化人眼中，那是金矿。

发现了旧复印机的货源，杨桂松和曾旗东就开始大量从购买旧复印机。倒货的人发现旧复印机不用拆解就卖出去，太省事了，也很高兴。进来的货很快就被新化人买走，就加大剂量的进口旧复印机。

杨桂松、曾旗东买入后旧复印机，进行维修翻新，然后批发零售。就这样，在广州天河科技街，新化人的二手复印机专业市场就慢慢形成了。此后，新化人的二手复印机专业市场真正的发展壮大了。在广州的新化人，把二手复印机卖向了全国。进一步促进了新化人在全国很多城市节约成本的开二手复印机专业市场。

在广州做二手复印机的一些新化人，积累了一定资金之后，从1999年开始直接到日本、美国购买二手复印机，发到国内，不用再被倒手的台湾人赚差价了。

倒卖二手货，还是会受制于人，万一那一头没货了进口了，生意也不做不了了。新化人再次开动“脑子”：自己生产。

1993年曾文辉在云南德宏开复印店，有一次到北京购买零件的时候，他看到刚刚问世的刻字机，他觉得这个是商机。于是花了2万多元买了一台。回到云南，这东西还真为曾文辉带来了不少利润，尝到了甜头，他对新技术、新设备非常敏感。此后，尽可能添置新的设备，搞复印店的多元化经营。

2004年，曾文辉到上海参加一个办公设备展销会，在会上看见一台写真机，就觉得这玩意儿今后肯定赚钱。打听了一下，那台机器产自日本，11万多元一台。他回忆了一下，1993年买刻字机（备注：据说他是新化人的复印店中最早之一配备刻字机的），然后其他复印店基本配置这个设备。写真机今后也会每个复印店必备，需求巨大。于是，当机立断：这不是买的事情了，应该生产它！

2004年，曾文辉在福建厦门投资生产写真机。开始没有核心技术，那就进口配件组装。组装的过程中，曾文辉发现写真机与绘图仪功能应该可以合一，带着这个大胆的想法，曾文辉和清华大学物理系合作，终于生产出了具备写真绘图功能的写真机。据说是国内首创。后来这个设备畅销国内，还出口40多个国家和地区。

2004年曾文辉投资生产写真机的同时，一些积累了原始资本的其他新化人也开始了办公设备的生产，这标志着新化人的复印事业开始成为了产业，从维修、销售、贸易转向实业生产。

从1960年易代兴、易代育兄弟偶然开始维修机械打字机开始，到今天新化人遍布全国的复印产业经营网络。他们亲带亲，邻带邻，友带友，加上“拜师学艺”的民间传统，抱团发展，使得无数新化人在异乡扎下根，编织了整个产业演进网络。他们不愧为中国的“犹太人”，更是中国半百年来社会经济的全息缩影。

END